“大盛魁”——中國股份制企業的鼻祖

“大盛魁”是什么？
近來總有朋友在我耳邊提起“大盛魁”這個名字，曾經播出過的以“大盛魁的興衰”為背景的20集電視劇《駝道》，即將播出的《大盛魁》百集電視劇，描寫“大盛魁”的各種書籍，“大盛魁”企業，“大盛魁”酒，……聽得多了，不由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就去網上鍵入“大盛魁”搜索了一下，結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大盛魁”原來有這么多的新聞！
我對“大盛魁”是越來越有興趣了，在去圖書館翻看了好幾本關于“大盛魁”的書和N多的有關論述研究文章后，才對“大盛魁”有了初步的了解。
   “大盛魁”究竟是什么？“大盛魁”是十六世紀末期到十九世紀初期歸化城（即今呼和浩特市舊城區）的一家旅蒙商號，當年享有“半個歸化城”之譽，是草原第一商號。“大盛魁”主要從事易貨貿易，商業足跡遍布整個蒙古高原至新疆烏魯木齊、庫車、伊犁至俄羅斯的恰克圖（蒙語詞，意思是“有茶的地方”）、莫斯科直至歐洲。經營范圍包括內外貿易、種植養殖、借貸錢莊，甚至連軍隊政府的后勤供應、代收稅費、制幣等業務也包括在內，總資產達到上億兩白銀，員工八千多人，用于物流運輸的駱駝近二萬峰，“大盛魁”運輸貨物所行走的物流“駝道”被后人譽為繼盛唐“絲綢之路”之后的“茶葉之路”。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300年前曾經雄踞草原商業帝國之首、有著“南有胡雪巖，北有大盛魁”美譽的晉商，居然沒有留下片紙只字的歷史資料，只有一塊匾作為了今天“大盛魁”的歷史見證。
在呼和浩特市舍力圖召延壽寺佛殿前，懸掛著一塊匾，上書“陰山古剎”，右端第一號寫著“大清雍正二年（甲辰）上春吉日”，第二行靠近下邊寫著“光緒甲辰，大盛魁財伙等，因見先年敬獻之匾，凋朽欲墜，恐泯忱跡，遂為重書重刊，葺而新之，謹書數言，以志重修之歲時云爾”。在“大盛魁敬獻”五個字的上面，雕刻著一個棗核形的圖章，上面用篆書刻著“晉三都”三個字，用紅顏色涂染，表示明顯而莊重的意思。根據這一記載可知，“大盛魁”在雍正二年（1724年）已經是一家具有相當規模的商號了。
“大盛魁”的興衰起落幾乎與我國滿清王朝的興衰起落處在同一個時代。為什么一個持續了兩、三千年封建統治制度在迅速演變為最后覆滅的政治和社會背景下，并且是在一個封閉落后的邊城僻壤的地理和自然條件下，竟然能夠孕育出如此規模和氣魄的、出類拔萃的豪商巨富，而且浮現出了持續近兩個半世紀之久的“大盛魁現象”?

“大盛魁”的傳說
關于“大盛魁現象”，我們不妨先從幾則關于大盛魁的傳說開始說起。
由于“大盛魁”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是歸化城旅蒙商“三大號”(大盛魁、元盛德、天義德)之首號，因而關于“大盛魁”就有不少傳說。
首先是創始人王相卿、張杰和史大學，在“大盛魁”初創時都是肩挑小販，正是這三個山西籍小行商創立的“大盛魁”，極盛時期成為壟斷歸化城到外蒙商業貿易的巨商，年貿易總額一般年份達一千萬兩白銀，總資本有時竟達億兩白銀。可以想見它的創業道路是不會平坦的，奠定其基業是艱辛的。
財神股的傳說
據老輩人傳說，“大盛魁”創立初始，經營數年，營業情況極壞。三位合伙人甚至連每天的食用花費都掙不到。某年除夕，家家戶戶都在包餃子過大年，而大盛魁的三位合伙人沒錢買肉買面吃餃子，只好煮了一鍋白粥，聊以充饑，打發年關。三個人正在喝稀粥的時候，從外面來了一個穿著蒙古靴、蒙古袍、系著蒙古腰帶的蒙古老鄉，拉著一匹馱著貨物的駱駝。這位蒙古老鄉把駱駝拴在了店鋪門口，進到店里取暖。“大盛魁”的三位合伙人平時因經常和蒙古老鄉做買賣，能說一些半通不通的蒙古話，就熱情招待這位蒙古老鄉和他們一起喝粥。那位蒙古老鄉暖和了一會兒后，說要到外面去辦點事，托店主人把駱駝照料好。可是這位蒙古老鄉如黃鶴一去不復返，左等右等就是等不見人回來。駱駝饑渴不堪，背上還負著很重的貨物。于是他們三人把駱駝馱子卸下來，喂飲了駱駝。可是等到年都過完了，人還是沒等回來，以后一直也沒有回來。三人商量著把馱袋打開一看——全是白花花的銀子！于是他們才意識到這是財神爺降臨，把金銀財寶送上了門。后來就用這些金銀財寶作本錢，先是養駱駝跑蒙古草原販運貨物賺小錢，慢慢地發展到跑“毛斯圪洼”（莫斯科）搞長途販運掙大錢。建立起商業字號后，他們把資本分成三股：一股歸他們三人；一股是“財神股”，因為是財神爺賜予的本錢，所以必須作為公共股，任何人不得據為私有；另一股是為本號出了力的獎勵股，也是作為公共積累股。這一股份內，還包括狗的一份股份，稱作“狗股子”。
為了永遠不忘創業的艱辛，牢記財神爺的恩賜，感謝為本號出過力的商伴，傳說“大盛魁”自始至終供有財神座，神座前還陳列著一條扁擔，兩個木箱，一塊石頭，一個寶盒子。除此之外，每年大年三十晚上，“大盛魁”的人都要熬粥喝，大年初一早晨還要在財神座前供一碗稀粥，大概是因為三個創始人在買賣最困難時沒有錢吃餃子過大年，而靠喝稀粥度年關，正值此時財神爺送來金銀財寶，使“大盛魁”逐步得以發展壯大進而成為豪商巨富的鄭重紀念吧。這個規矩被大盛魁的人延續到了今天，甚至有的后人都不知道為什么，還仍然保持大年三十喝稀粥的習俗。比如內蒙古電影電視局有位副局長，直到看了電視劇《大盛魁》的有關籌備資料，才恍然大悟地說：怪不得我家大年三十喝稀粥，原來根子在這兒呢！
“狗股子”的傳說
“大盛魁”無論是走駱駝房子，還是趕羊販馬，都少不了許多狗做護衛、做“保安”，狗對“大盛魁”的事業立下了汗馬功勞，因此關于“大盛魁”狗的傳說也不少。據當地八、九十歲以上的老人們說，有一年外蒙物價大漲，各旅蒙商的貨物都已脫銷，誰能先行進貨，誰就能得到巨額利潤。在當時那種通訊落后的條件下，怎樣把這一重要經濟情報迅速傳到歸化城總號，及時組織大批貨源到前、后營(后營指科布多)，而又不走漏消息，成為當務之急。急中生智之下，大盛魁的人把催貨的信件縫在狗的護項圈內。讓狗連夜趕到歸化城，因而得以提前大量進貨，使“大盛魁”發了一筆橫財。從此給狗頂上一個整股，寫在萬金賬上。這就是人們傳說的“狗股子”的來歷。還有一種說法，在一次戰役中，“大盛魁”得到一項極其重要的軍事情報，由于無法迅速傳遞到軍營，就派狗帶信傳遞情報，從而使這次戰役取得了重大勝利，“大盛魁”從中得到了很大好處。為了報答狗的功勞，便給狗頂了一個“狗股子”。駝隊離不開獵狗看護，“大盛魁”出于營業的需要，對狗的待遇極其優厚。喂狗用的飼料，勝過貧苦人一日三餐。有人感慨：“大盛魁”的狗比人享福。
關于“大盛魁”的傳說還有很多，但傳說畢竟是傳說，真正的事實還是有證可考的。

“大盛魁”的發掘
六十年代時，烏蘭夫曾經在內蒙古自治區的一次會上批評說：“我們今天對草原牧民的商業供應，還趕不上200年前的‘大盛魁’！”這話引起了重視，內蒙古政協于是組織人員，采訪了137位當年從業人員、遺孀以及當時從事商業活動的人員，對“大盛魁”的歷史進行了全面調查研究，形成了一批口傳歷史文獻。不久，文革開始了，這項工作就停頓下來。萬幸的是，基本資料被保存下來。改革開放后，內蒙古政協對這些資料重新進行整理研究，內部出版了《旅蒙商大盛魁》一書。
接下來，內蒙古著名作家鄧九剛先生開始尋訪研究“茶葉之路”和“大盛魁”的歷史。他從長江中游的起點、到山西、到內蒙古，再到外蒙古，最后到俄羅斯的“茶葉之路”，前后采訪過100多位從茶路上退下來的商人、駝夫，用20年的時間，寫成了歷史紀實《茶葉之路》和小說《大盛魁商號》、《駝村（上下冊）》。
鄧九剛先生認為，“大盛魁”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股份制企業。而一些院校中專門研究晉商歷史的專家教授也接受了這個說法，并對此進行了專門的研究，發表了論文。
想想也是，一個如此巨大的商貿企業，它是如何建立、發展、延續了200多年的？這里面肯定有它的道理。我們過去的影視作品，往往用“英雄創造歷史”的觀念來作解釋，比如膾炙人口的《喬家大院》，那是因為喬致庸的英明偉大和誠信道德；《大染坊》則是由于陳六子的善良聰明和胸懷大志。然而，“大盛魁”的歷史，你不可能用哪個大掌柜的英明加以詮釋。它的成功、發展和延續，必然是某種體制和制度在產生根本作用。而商業發展的近代史告訴我們，對于企業來說，是“法”大于“人”，企業做大做強唯一正確的體制制度就是股份制。這應該就是“大盛魁”與其他晉商故事不同的根本所在。
　
“大盛魁”是不是股份制企業呢？
股份制企業最基本的特征有兩條：第一，多個利益主體共同出資，并按出資比例分配利潤承擔風險；第二，所有權與經營權實現明確的分離。
簡要地說，就是：共同出資，兩權分離。
從這個意義上說，“大盛魁”就是中國最早的一家股份制企業。也就是說，中國早在300年前就已經有了初級階段的股份制企業。當然不是現代意義的股份制企業，而是某種萌芽狀態、初級階段的股份制企業。
應該說，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那時的股份制企業特征，表現得最為明顯的是股權結構。晉商群體的鋪號的股份分為兩種。一是“財股”（也稱“銀股”），是財東（股東）投入資金形成的股份；另一種是“身股”（也稱“頂身股”），是對掌柜、伙計實行股權激勵形成的股份。即“出資者為銀股，出力者為身股”。
晉商一般規定，一個小伙計入號，先得當三年學徒，字號光管飯，不給工錢。滿徒后，按月發給薪資。三個帳期以后（大約需要十年），工作勤勤懇墾，沒有出現重大過失，經掌柜向東家推薦，各股東認可下，才可以開始“頂身股”，從一、二厘頂起，慢慢逐步增加。每次增加的股份，記入“萬金帳”，予以確認。能頂到七、八厘，就可能被提拔為三掌柜、二掌柜，那就等于有了大出息。身股有分紅權，但不可以轉讓或者繼承。退休后，繼續分幾年紅利之后即取消；對企業做出重要貢獻的，去世后其家屬還可以繼續領取三個帳期的紅利，叫做“故身股”。如果發生了重大過失，則要酌情扣除股份，直至開除出號！
這里有個數字，“大盛魁”大掌柜王廷相頂身股接近1股，一個帳期（3年）可分紅12000兩以上，相當于每年4000兩以上。而當時的歸化大將軍（一品官員，相當于軍區司令）的年俸也才有2000兩銀子。
由此可見，晉商不僅實行了兩權分離，而且實行了職業經理人制度，甚至實行了在當時相當先進科學的股權激勵制度。如此先進科學的股份制管理體制，向我們說明了晉商如何能夠在當時那樣惡劣的生存環境下，把企業做大做強的根本原因。
那么，“大盛魁”與其他晉商的不同點在哪兒呢？
在股權結構上。“大盛魁”除了“財股”和“身股”外，比其他晉商多一個“財神股”。就是這個“財神股”造成了“大盛魁”與其他晉商的許多根本不同。
最重要的不同就是，如果說其他晉商的所有權與經營權是相對分離的話，那么“大盛魁”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就是徹底地分離。
那么，為什么這個不同之處使得“大盛魁”的發展大大超過了其他晉商呢？
原因很多，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在當時的情況下，相對來說掌柜代表了先進生產力。因為，掌柜的處于經營第一線，最了解實際情況；另外，由于經營的需要，掌柜的時刻密切關注國內政局的變化；同時，通過與外界特別是國外各界的接觸，吸收了國際上的先進思想、經營和管理方法等等。而財東則窩在山西老家的“喬家大院”里，耳目閉塞，夜夜就琢磨掛誰門口的紅燈。　
有朋友可能會問，那如果讓財東當掌柜呢？不成，那就回到合伙制了，做不大。
當然，今天的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股東，特別是大股東不再是窩在山西“喬家大院”里的坐吃山空之輩，相反更多的是事業有成的成功人士或者企業。在信息社會中，股東能夠得到與經理相當的信息和知識。所以，現代股份制企業就必須實行股東大會為最高權利機構的體制。
綜上所述，說“大盛魁”是中國股份制企業的鼻祖一點都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