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三鹿奶粉”陰云未散，超標三聚氰胺奶粉再次“現身”。警方查明，在青海省一家乳制品廠，檢測出三聚氰胺超標達500余倍，而原料來自河北等地。青海、甘肅、吉林等省發現三聚氰胺超標奶粉后，有關部門要求嚴肅查處，杜絕問題奶粉流入市場，徹底查清其來源與銷路，堅決予以銷毀，并依法追究當事人責任。

　　三聚氰胺奶粉三省份重現。這是一則足以激起國人憤怒情緒的信息，只是更憤怒的是“記者采訪時遭官員推諉”，難道我們的健忘癥已經深入到了麻木的程度嗎？

　　食品安全作為關系社會公眾健康安全的最基本要素，每一次食品安全的危機事件都有可能被放大，甚至威脅到食品企業的存亡。在安徽阜陽“大頭娃娃”事件中，曾一度被錯誤選入黑名單的“三鹿”集團，經過成功的危機公關為自己正了名。而四年后，這個中國奶粉的龍頭老大卻沒能再次在危機公關中勝出，而是轟然倒塌。可惜的是，我們似乎沒有能從中汲取足夠多的經驗教訓，相反，執迷不悟和重蹈覆轍成了社會的一種尷尬。

　　而更早的尷尬出現出2009年的最后一天：一家位于上海的乳品有限公司因涉嫌生產、銷售三聚氰胺超過國家標準的乳制品，被監管部門依法查處。而據媒體報道，對于該乳品問題的查處，早在2009年4月已經進行，但在之后長達8個月的時間內，一直處于對公眾“保密”狀態。這則來自上海市食品安全聯席會議辦公室的消息，讓“三聚氰胺”的字眼再次撥動了公眾神經，結合當下的“三聚氰胺奶粉三省份重現”，筆者以為，三鹿的倒下，在一些人眼中很可能是個意外，而不是承擔應有代價的后果，要不然，何來接二連三的以身試法者？

　　面對有關人士的話語：青海省質監局沒有向記者提供信息的權利，指出記者應該向青海省衛生廳食品安全協調委員會了解相關情況，并提醒記者學習法律。在筆者看來，一些人還是在死抱著保密和推卸責任的心理不放，這對社會來說未嘗不是一種更大的災難，因為我們看到不到責任擔當的勇氣，更看不到應有的絲毫內疚，相反，我們看到了赤裸裸的底線后移和責任信仰的大面積潰退。

　　美國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曼說過，不讀《國富論》不知道應該怎樣才叫“利己”，讀了《道德情操論》才知道“利他”才是問心無愧的“利己”。他的話深刻地揭示了亞當·斯密的用心所在——如果沒有“利他”作前提，“利己”是難以實現的。其實，“利他”與“利己”是統一的，“利他”是所有企業之所以存在的價值基礎，更是所在企業發展的社會責任。盡管亞當·斯密三百年前就曾警示過人們對道德責任保持敬畏之心，但急功近利、利己壓倒了一切，最后在貌似利他的前提下，是損人害己，背信棄義，“三聚氰胺奶粉三省份重現”就是明證。

　　三鹿事件導致個別嬰孩因喝了毒奶死亡，近30萬名兒童患病。如此的慘重教訓竟然不能警示逐利者，這不能不說是社會的悲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思說過：自由市場的經濟制度本身有局限性，它的本身并不能保證效率，一個真正能產生效率的自由市場制度，需要有效的法律制度保證外，還需要有誠實、公正、公平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這個市場。如果說，一個社會充滿法治和公平正義精神，一個老老實實做事、有氣節的操守的人能夠有付出必有回報，那么經濟社會發展就會進入良性循環軌道。如果說，以誠信為基礎的道德約束失效或被破壞，社會就會發生信任危機，處于無序狀態，就會大大提高交易成本，任何企業和個人都將深受其害。

　　在筆者看來，“三聚氰胺奶粉三省份重現”是整個社會底線被突破的明證，引人深思。（朱四倍） (本文來源：國際在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