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破產，恐怕早在人們意料之中，卻也讓其他一些牽涉其中的奶品制造企業，感受到唇寒齒亡的焦慮與恐懼。然而，僅僅將目光聚焦于三鹿破產事件本身，已經不具備多大的社會價值與市場警示，對于中國奶業以及其他產業來說，對于負有市場監管責任的執法機構來說，盤點及珍惜三鹿破產留下的寶貴“遺產”，恐怕才是當務之急。

    在“信用建國”成為社會共識的今天，我以為，中國民族企業千萬要謹記——企業的市場及社會信用大廈建設，往往需要曠日持久的努力，而一旦出現裂縫，往往一夜傾覆，而失去了，才知道什么最寶貴。

    必須承認，長期以來，某些傳統文化和現實因素的影響，導致不少中國企業契約精神和誠信意識較為缺乏。諸如作弊、爽約以及弄虛作假等等業已被現代社會文明觀念視為不可接受的行為，在某些企業看來卻并不算是企業道德缺陷，有時甚至習以為常。也正是這種普遍性的契約精神缺乏，似乎是我們難以建立起秩序良好的制度體系的文化因素和社會心理基礎。

    品牌是信用日積月累的成果，往往經歷了無數次市場交易的考驗。消費者對一個“老”品牌的信賴，正是來自于這個品牌一直以來的誠信為本。曾經享受消費者信任和國家榮譽蔭庇的三鹿，并沒有真正意識到信用的不可或缺性，但玩弄信用者最終還是被市場所徹底拋棄。因此，信用應當成為未來中國所有企業恪守的生存與發展的底線。

    與此同時，執法監管機構也不能漠視另一種信用的喪失——政府信用。三鹿破產事件的一個教訓是，監管力量的弱化，特別是監管的敷衍了事，必然導致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我們遺憾地看到，“瞞報”成為危機全面爆發的主因之一。早在今年8月2日，三鹿公司已經向市政府報告了奶粉有毒的報告，但是，直到9月9日市政府才向省政府報告，導致社會危害程度擴大化。

    事實上，對于所有企圖瞞報者來說，在一個資訊發達、輿論監督日益強化的信息社會，真相也許能遮掩一時，卻無法隱藏一世。與其讓媒體報道、民眾舉報而陷入責任被動，不如盡快發布準確消息掌握執法主動。監管機關手握公民讓渡權力，承擔公共服務職能，必須對公共利益全面負責，如果瞞報了一個事故，執法機構的信譽就會受到來自民眾的責難，也難逃自上而下的事后行政法律問責。突發事件往往考驗執法監管機關的危機處理態度與能力，切實執行《信息公開法》，才能以小損贏大利，確保政府信用不成為事件擴散的共同受害者。

    政府要依照規則辦事，任何人都不能利用政府的權力和影響對信用活動加以干涉。對于那些利用各種權力資源來破壞市場信用的人，政府應建立失信約束懲罰機制，增大失信成本。當公共議程中去掉了道德風險之后，政府公信力和整個投資環境會更加健康。三鹿破產留下的寶貴“遺產”，其精髓或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