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美國艾奧瓦州迪科拉城約10公里的地方，有一塊輪廓狹長、地勢起伏的土地，其中有樹林和農田，總共占地360公頃，名為“遺產農場”。這里種的菜蔬瓜果全都恣意生長而至花落結籽，看起來缺乏侍弄，有違務農之道。不止如此，這片農場的一切都與周圍格格不入，因為四下都是行列齊整的玉米、大豆田，有著現代農業的典型特征。“遺產農場”播下種子并非是為了收獲米面瓜菜，卻是為了得到更多的種子。駐于此地的機構叫做“種子拯救者交流會”，是美國最大的民間種子銀行之一。

　　1975年，黛安娜 · 奧特 · 惠里從長輩的遺贈中得到了家族代代相傳的兩個植物品種的幼苗：一種牽?；?他們稱之為“奧特爺爺的牽牛花”)，一種西紅柿，都是她的曾祖父1870年從巴伐利亞帶到美國來的。懷著讓這些獨家品種長久存續下去的想法，黛安娜和丈夫肯特決定設立一個地方，讓人們能儲存和交換自家祖傳的種子。交流會如今擁有1.3萬多會員，其大型冰庫、冷藏室和地窖中收藏了成千上萬種祖傳作物的種子，農場里選種了品類豐富的蔬菜、香草和花卉。紅花綠葉簇擁著一座舊谷倉，上面爬滿了奧特爺爺的牽?；?，那紫色濃烈得像要滴下來。

　　“我們的會員每年把自家的種子羅列在這里，”黛安娜 · 奧特 · 惠里說著，遞過來一本《種子拯救者交流會2010年鑒》，厚得像大城市的電話簿，一頁頁滿是各種形態稀罕的豆子、大蒜、土豆、胡椒、蘋果、梨、李子，每一種都注明了名稱、歷史和獨有特征。以蘋果為例，有個品種被稱作“美麗拱廊”，是“夾雜紅色斑點的黃色果子”；另一種名叫“草原特工”，特性是“早熟”；還有一種俗稱“醉果”，歷史可上溯至中世紀。此外又有從塔林的“一位俄國老嫗”手里得來的“愛沙尼亞黃櫻桃”番茄，在新墨西哥州搜尋侏儒象化石的人類學家無意中發現的一種豆子，和購自“撒馬爾罕的一個集市”的“波斯之星”大蒜。

　　祖傳作物于過去十年間開始在歐美時髦起來，它們剛好迎合了一場國際膳食運動所著重的吃本地產的食物、保住原有地方食品風味的主張。祖傳品種大多出售于農鄉集市和小規模的副食專營店，而被偏愛品種單一的現代瓜果蔬菜的大型超市拒之門外；現代作物的育種者考慮的是產品的便于運輸、外觀統一，并非口味的提升。但這場保護祖傳品種運動的起因，并不局限于西方人對地方特產美味的回心轉意。它也是一項保證未來世界糧食供應的大業。

　　我們這些生活在飲食豐足的世界里的人，大多已不太去想自己的盤中餐從哪里來、要如何種植的問題。我們只管推著購物車在超市的食品專區里信步徜徉，全然不曉得這表面看來許多種寄生蟲。在寂寥的奧克尼群島，北羅納德賽羊只啃海草就能過活。印度的瘤牛比其他所有品種的牛都更不畏蜱蟲。埃塞俄比亞有一種個頭小、背部平坦、短角的牛，名為“謝科”，是很好的奶牛，能承受惡劣環境，擁有對昏睡癥的抵抗力。

　　此類特有適應性都是無價之寶，這不僅是對當地農夫而言，對外地的商業養殖戶而言也是一樣。比如芬蘭綿羊，雖在很長時期內只有一小群芬蘭農夫飼養它們，如今卻已因其超卓的生育能力而成為國際綿羊飼養業的搖錢樹。埃及原產的法尤姆雞，歷史可追溯至法老統治時代，現在作為耐高溫、抗百病的產蛋大王而走俏市場。還有中國的太湖豬也被全世界的養豬者看好，因為它們吃廉價的飼料就可以長得很好，而且生育力超強，一窩往往能下16只豬崽，令平均一窩十崽的西方豬種望塵莫及。

　　諷刺的是，我們的糧食品種多樣性劇減，已瀕于危險的境地，其起因竟是農業史上的一次重大勝利，令人始料未及。這個故事美國人并不陌生。1944年，一位而立之年的植物病學家來到墨西哥，幫助當地人對付引起大范圍饑荒的流行性稈銹病，他叫諾曼 · 博洛格。他使用來自世界各地的多種小麥進行雜交，造出了一個抗銹病而高產的新品種，使得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小麥產量陡增近一倍，解了十億人的饑荒之災。在這次所謂的“綠色革命”推動下，現代工業化農作被引入了發展中國家。

　　但這綠色革命的影響卻不可一概而論。年深日久，農夫們逐漸變得對適應性廣、產量高的作物過于依賴，不再種植僅適應于當地條件的老品種了。在廣大農田中進行單一種植，只播撒基因相同的種子，確實有助于增產，能滿足當下急迫的供給需求。但高產品種的作物不免失之嬌嫩，需要用昂貴的化肥和有毒的殺蟲劑來伺候。高產的家畜品種也有同樣問題，若要移到他鄉水土中養殖，往往需要花高價買飼料和護理。提高產量的欲求不斷排擠本地品種，稀釋著家畜的基因多樣性。結果，這個世界的糧食供應就大多著落在一些單純強調產量最大化的品種上面了，而這批品種仍在不斷簡并，越來越單調：羅得島紅雞，大白豬，霍爾斯坦牛。簡而言之，我們只專注于增加今天的糧食產量，卻不留神導致了未來出現糧食短缺的風險。

　　倚賴單一食物來源的危險早有前車之鑒，其一是圍繞著不起眼的土豆發生的。秘魯安第斯山脈的峻拔之地是人類種植土豆的發源點，今日的山民仍種著數以千計形相奇特的土豆品種。西班牙船隊于16世紀晚期把這類作物首次引入歐洲，到18世紀初，土豆已穩居歐洲餐桌上的主食之列，成為谷類作物的可靠補充，尤其適合冷冽多雨的愛爾蘭土地。愛爾蘭人很快把土豆當成了近乎唯一的主食，而且他們都主要種植塊莖碩大的“拉姆潑”品種。這個品種雖然高產，抵抗力卻弱，一碰上馬鈴薯晚疫病菌，就會像小麥碰上銹病一樣迅速完蛋。1845年，致命的晚疫病菌孢子開始在愛爾蘭全境擴散，所過之處“拉姆潑”土豆幾乎死絕，導致的饑荒令數百萬人餓死或逃難。

　　發展中國家當前為提高糧食產量做出的努力——尤其是在上次“綠色革命”影響甚微的非洲——也許只會加快以后牲畜及作物品種消失的速度。非洲某些引入高產種子、畜種的地方，結果充其量只是好壞參半而已。像津巴布韋、贊比亞、馬拉維等國，最后都在很大程度上犧牲了作物的多樣性，去搞進口高產品種的單一種植。政府機構和國際援助組織在這種轉型中分別提供了經濟補貼和原始物資，但小規模經營的農夫和牧民仍深陷債務——因為要買足肥料、殺蟲劑、高蛋白飼料、藥品，才能讓嬌貴的新品種作物、牲畜在本地氣候中生長。這就好像染上毒癮一樣，陷入了在經濟上和生態上都難以負擔的進退兩難之局。

　　針對農業領域

　　生物多樣性劇降的問題，已有人采取行動，策略之一是盡量收集不同品種作物的種子——在它們永遠消失之前——并儲存在安全的地方。這個主意最初是由俄羅斯植物學家尼可萊·瓦維洛夫提出的；1926年他突然福至心靈，想明白了一件攸關人類溫飽的大事，然而在當日世界并沒有弄出多大的聲響。瓦維洛夫是一名莫斯科商人的兒子，卻在貧窮的鄉村中長大，見慣了年成荒蕪、配額分糧的慘狀，于是從小立志終結祖國乃至世界的饑荒。他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足跡遍布五大洲，致力于收集罕見糧食品種和野生谷類的種子，從而保住能夠產生抗病蟲害、承受極端氣候條件等良好效果的作物基因。他手下的一家研究機構(現名“種植產業研究會”，在圣彼得堡)專門負責保藏他收集來的種子——累積下來就成了世上第一家全球種子銀行。

　　1926年，瓦維洛夫遠赴阿比西尼亞(今之埃塞俄比亞)，在那里眼觀全球，俯仰古今，找出了人類在地球上最早對可食用野生植物進行馴化的幾個地點。后來他繪出了七個“栽培植物發源中心”的位置圖，描述了它們作為上古農業誕生地的意義。“在那里能夠見證到，”瓦維洛夫寫道，“人類在對最適于各地區的栽培形式的選擇過程中，扮演的偉大角色。”

　　瓦維洛夫的一生沒有善終。1943年，這位在治理饑荒之道上領先全球的科學權威，卻餓死在伏爾加河上的一座集中營里，他搜集種子的事業被蘇聯政府首腦斥為“資產階級科學”。那一年，希特勒的軍隊逼近了圣彼得堡(當時叫列寧格勒)，而城內已然有70多萬人死于饑餓和疾病。蘇聯官員下令轉移冬宮的藝術品，因為他們深信希特勒盯上了這座珍品眾多的博物館。但他們絲毫沒理會那座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種子銀行，里面的40萬份種子、根苗和果實無人守衛。于是瓦維洛夫研究會的一群科學家選取了部分種子樣本裝箱，搬到地下室里，并輪班守護它們。后來的歷史資料表明，希特勒當真組織了一支特別行動隊去搶掠種子銀行，大概是打算有朝一日控制全世界的糧食供應。

　　雖然饑腸轆轆，但保管種子的科學家們一粒都不肯吃，因為他們視之為國家的未來。到1944春天封鎖解除的時候，自告奮勇承擔保衛之職的研究會人員中已有九人餓死。

　　瓦維洛夫的理論在之后這些年里經過修改，傳續至今。當代科學家認為他繪出的區域應該是農作物多樣性的中心，而不見得是發源地，因為無法確知最早的馴化是在這些地方發生的。但瓦維洛夫把它們視為后世必將倚重的作物基因多樣性寶庫，這個認識卻大有道理，而且正越來越顯出其先見之明。

　　目前，全世界約有1400家種子銀行。其中聲勢最大的是新建成的“斯瓦爾巴全球種子保險庫”，坐落于斯匹次卑爾根島(挪威)上一座砂巖山的永凍土之中，距北極點只有1100多公里。它由卡里· 福勒與“國際農業研究顧問團”聯合創立，號稱是防備世界末日的保險庫，為世界上其他所有的種子銀行提供后備服務。來自各機構的樣品備份被送到這里，儲存于海拔120多米的永久低溫、無地震影響的所在，即便極地冰蓋融化，也能確保種子不遭水患。

　　福勒的“全球作物多樣性信托基金會”最近宣布了一項計劃，等于是把瓦維洛夫收集全球種子的事業繼承了下去：用十年時間梳理全球，集齊與小麥、水稻、大麥、扁豆和鷹嘴豆有親緣關系的野生植物種子，以“賦予農業以應對氣候變化之策”。主持者希望這場倉促的自發搜索行動能夠幫助科學家們從強韌的野生植

　　物中提取至關重要的生命因子，比如抗旱、抗澇能力，傳遞給我們嬌弱的作物品種。

　　不過，把種子存在保險庫里預防未來災難，事情才只算做好了第一步。另一樣同樣值得拯救的東西是全世界的農夫世代辛苦累積而得的智慧，我們如今急切渴求的種子、畜種本是出自他們的培育。也許存在農夫腦袋里的知識才最珍貴、也最有失落之虞的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