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為天，糧食是生存的最基本要素。各國政府從來不敢把糧價飛漲當一般物價暴漲那樣來對待。

　　金融海嘯后世界各國進入流動性過剩時代，各種資源產品價格紛紛上揚。糧食價格也在上漲。有關報道說，瑞士基金管理公司Ａｉｓｌ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的軟性商品交易員法奈爾表示，隨著人口遷移入工業化地區以及新興經濟體增長，食物價格料將持續上漲一段時間。他還表示，由于價格波動性太大，食糖進口商很難獲利。他認為監管者或許應該設定“(價格)合理性限制”以平抑價格波動。洲際交易所(ＩＣＥ)3月期糖在2月2日觸及合約高位每磅0．3608美元，為30年來最高點。在谷物、食糖、咖啡和可可等軟性商品價格急速上漲之后，食品價格上漲已躥升為全球性的政治議題。

　　法奈爾說，“對消費者不利的消息是，食品價格可能持續上漲，原因是人口增加、人們從農村遷徙到工業化城鎮、并且增加糧食消費。”“通脹是未來不可避免的，全球(軟性商品)市場面臨的真正挑戰是極端的波動性以及價格急漲，這就意味著市場需要激勵生產者增產。”

　　用國人更易理解的術語說，法奈爾歸納的食品價格上漲原因是人口增長、城市化和工業化。此外還有流動性過剩導致的食品投機需求。

　　人口增長會進一步提高對食物的需求，農地被城市化工業化覆蓋則減少食物的產出，而放棄農業從事非農產業的人，則更進一步提高了對食物的需求。但是食品作物受天氣左右而無法持續穩定生產。即使食品作物因為種植面積或單產提高能增加產量，其幅度照例很難趕上人口增長和城市化進程。也因此馬爾薩斯的悲觀人口論早在200多年前就提出來了。

　　目前全球一批新興工業國嶄露頭角，這意味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在全球更廣泛地區展開。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率在1950年代達到53．8％，城市人口4．47億。到2010年，這兩個數字分別為76．0％和10．11億；1950年代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率為17％，城市人口為2．87億；到2010年這兩個數字分別為46．2％和26．12億。發達國家城市人口增長1倍多，而發展中國家增加8倍多。

　　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意味著人均收入的提高，也意味著食物生產相對減少。這樣的差距和缺口，將來還可能會擴大。這意味著食物價格的上漲，是不可避免的。目前世界各國應對突然暴漲的食品價格，多采用增加庫存，給居民發放補貼或限制出口增加進口等措施來應急。考慮到俄國、印度、越南等國都實施了糧食禁止出口，遭遇重大饑荒時想通過進口來解決食品短缺問題，對于一個國家來說是不切實際的。

　　如通過提高食物生產效率，降低極端天氣對農作物收成的影響，人們依然可以支撐全球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穩定推進。而這需要從適度提高農產品(18.03，0.33，1.86%)價格來提高農業從業人口的收入水平，同時增加大農業的基礎設施和科研投入來保證。

　　如能讓農民收入合理提高，食品價格一定程度上漲并非一無是處。從這個角度看，有效的監管、合理的產業政策和社會政策共同作用，或可讓食物價格上漲利大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