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器在歷史的各個時期，無論造型、工藝手法、款識以及泥料裝飾方面都具有各自不同的風格。考古挖掘所見有明確紀年可考的紫砂實物，現在首推南京市博物館的一件藏品。這是一件提梁壺，通高17.7厘米，1965年出土于南京市中華門外馬家山的明司禮太監吳經墓，同出的有嘉靖十二年磚刻墓志。這件壺的質地、制法，可與羊角山出土標本相比照。它的胎體近似缸胎而質地較細，壺面粘附著"缸壇釉淚"，證明當時燒制紫砂還沒有另裝匣缽，是與一般缸器同窯燒成的。吳經墓出土的這件壺，對于鑒定供春生活時代制作的紫砂器，具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圖：提梁壺

　　紫砂器多為傳世品，加以后代不斷仿造，鑒定真偽存在不少困難。地下出土物，特別是出自紀年墓的陪葬品，對鑒定傳世紫砂器，可以起到很好的比較作用。綜合近年來看到的材料，出土紫砂器可列表如下：年代確切可靠的地下出土物可以起標尺的作用。以對時大彬的研究為例，上表中款署"大彬"和"時大彬制"的有四件，除清代墓所出一件外，其余三件分別出于明萬歷四十年、四十四年和崇禎二年墓中。

　　這些茗壺上起萬歷二十四年，下迄崇禎二年，前后三十三年。福建漳浦廬維禎墓出土"時大彬制"底款圓壺，蓋上具鼎足，同出器物有墓志、銀腰帶、青華小罐和硯臺等。說到時大彬，不得不說一個人，他就是生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的廬維禎，隆慶二年（1568年）登進士，先后任吏部驗封主事、考功文選主事、驗封郎中、考功文選郎中，于萬歷三十八年（1610年）墓出土"大彬"款六方壺。當然在其他地方也是有時大彬壺的蹤跡的，比如無錫縣甘露鄉出土"大彬"款三足圓壺的崇禎二年（1629年）墓，墓主人華涵莪是明翰林院侍讀學士華察之孫，有族譜可查。這幾件壺似可認作可靠的標準器。張叔未說，時大彬在順治十八年（1661年）時年歲已老。照上述假定推算，這時他已高年八十有五，時大彬壺未見晚至此時的年款，是合乎情理的。傳世的時大彬壺，不論有無年款，如能借鑒出土的標準器作具體的考察，當可得到比較可靠的鑒定。

　　通過歷代紫砂器的鑒定和研究，不但能提升紫砂器的藝術品位和歷史厚重感，更能讓我們了解紫砂器時期的制作工藝和歷史。對于發揚中華紫砂文化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也是更好的為下一代了解紫砂文化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