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盛魁財富傳奇
草原商貿帝國大盛魁商號經歷二百六十年風雨之后走向了崩潰，但是 南有胡雪巖，北有大盛魁 的歷史記憶始終
草原商貿帝國大盛魁商號經歷二百六十年風雨之后走向了崩潰，但是“南有胡雪巖，北有大盛魁”的歷史記憶始終未曾塵封。
翻開大盛魁歷經數百年艱難曲折的創業、守業和衰落史，或許能給正在苦苦尋找基業常青答案的現代家族企業以啟示。
翻開大盛魁歷經數百年艱難曲折的創業、守業和衰落史，或許能給正在苦苦尋找基業常青答案的現代家族企業以啟示。
1924年，直奉兩系軍閥激戰正酣，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囚禁曹錕。而就在這一年，外蒙古宣布脫離中華民國，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
蒙古的巨變，讓綿延兩百多年的旅蒙商貿遭受重創。蒙古宣布實行共有制，山西商人在蒙古的資產全部喪失，直接經濟損失達1000 萬兩白銀，上十萬的羊和馬匹留在了蒙古草原。以大盛魁商號為代表的旅蒙商，由此陷入危機。
不過，大盛魁商號引發了國民政府諸多要員的關注。閻錫山旋即表示，愿注資大盛魁，重振對蒙商貿。1929年，當大盛魁清償債務宣告歇業之際，孔祥熙派員與大盛魁大掌柜段履莊接洽，愿資助大盛魁。
然時局動蕩，大盛魁后續的兩次重大投資，均因戰爭而失敗。
1934年，已升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兼中央銀行總裁的孔祥熙，仍念念不忘重振大盛魁，提出由國民政府實業部出資125萬元，讓段履莊辦理大盛魁復業事宜。而此時，日本的勢力已逐漸深入綏遠省（現內蒙古自治區中西部地區），段履莊深感無強大祖國作后盾，個人縱有雄心亦只是徒勞。
大盛魁商號，這個由清代山西人開辦、曾經被閻錫山稱贊為“開發西北的鑰匙”的對蒙商貿帝國，終于在經歷了二百六十年艱難歲月后，于1947年沉沒。
如今，呼和浩特老城區的一些老人們，還保存著那段輝煌的記憶，時不時地念叨著：“南有胡雪巖，北有大盛魁。”
重身股而不重財股的股份制企業
不同于晉商或別的旅蒙商所創辦的字號，大盛魁之所以能夠延續二百六十年，與它特殊的股權結構密不可分。
大盛魁的發家起自王相卿、張杰、史大學等人的意外發現。
當時他們看到與軍隊、牧民貿易有利可圖，就結義合伙，采購了一些貨物，到蒙古草原上與牧民交易?？墒?，草原牧民缺少銀兩，只能用羊群或馬匹易貨。因此，為草原牧民提供商品，只能先賒銷給他們，然后等到牲畜肥壯起來，再到集中地接收牧民們趕來的等值的牛羊，以抵消貨款。
顯然，那是一種針對草原牧民缺少現銀但民風淳樸而開展的信用交易。但那又是一種風險極高的易貨貿易。那樣長距離、長周期、完全以信用為基礎的賒銷，似乎早晚要出亂子……
而成功解決這個問題，正是大盛魁雄踞草原的秘密。
和很多商業機構一樣，大盛魁創始之初很是寒磣，直到三位創始人相繼去世，仍拿不出現錢來報償他們，而只能用一種被叫做“永遠身股”（或稱“死人股”）的“期貨”來補償。
既然沒有做買賣的本錢，那么，大盛魁創業的基礎又從何而來呢？
答案還要從“財神股”說起。
創業第一年，因為賒銷，王相卿等人賠了個精光底掉，股東們急了眼，打上門來要王相卿賠償。
王相卿拍著胸脯說：“給我一年時間，我一定還你們。”正是大年三十，三人已是身無分文，就剩下一點米，于是三人只好熬了鍋粥過年。
三人正要喝粥，有人敲門。王相卿開門一看，是個云游四方的喇嘛。喇嘛想討點齋飯并求住一宿。三人接納了他，盛了一碗粥給他。沒想到喇嘛喝了一碗還要喝，直至把他們的粥喝了個精光。
次日，喇嘛臨走前留下一個褡褳請他們保管。過了好久，喇嘛還沒回來，三人打開褡褳一看，全是白花花的銀子。后來，三人困厄之極，只好用喇嘛留下的銀子做了大盛魁的股銀。以喇嘛的銀兩為股金，大盛魁竟然順風順水，越做越大。
最后，喇嘛始終沒有回來。此后，大盛魁定了兩個號規：第一，從今往后，大盛魁的年夜飯都喝稀粥；第二，喇嘛留下的銀子單記一筆“財神股”，參與分紅，但不取出，以后連本帶利還給人家。
“財神股”的故事聽起來很像神話，但是過年喝稀粥的規矩被大盛魁的后人一直延續到了今天，盡管他們中的一些人不知道規矩的由來。
當時，晉商鋪號的股份分為兩種：一種是“財股”（又稱“銀股”），是財東（股東）投入資金形成的股份；另一種是“身股”（又稱“頂身股”），是對掌柜、伙計實行股權激勵形成的股份。此所謂“出資者為銀股，出力者為身股”。
不設財股，讓大盛魁在眾多的晉商字號中顯得有些特立獨行。三位創始人還告訴后輩，永遠堅持這一做法。所以，大盛魁從創始到歇業，始終沒有外部股金加入。
共同出資、共擔風險、共同受益，是股份制公司的基本特征。但是，一個企業要想基業長青，僅此一點顯然是遠遠不夠的。幾百年后，以現代企業治理的眼光來審視王相卿等人當年的制度設計，或許可以看到如下一個理路：大盛魁要想取得成功，資本不是最重要的，人力資源才是第一要素。
大盛魁的創富過程不算神奇。千百年來，草原游牧民族對產自中原的茶葉、日用品有著巨大的需求，而在千里草原上行商做買賣，最重要的就是人力，將茶葉和日用品販運到漠北草原，無疑于用生命做賭注。
“自古以來駝道就非是安靖之所在，比如駝隊被強盜所劫，比如遇上黑沙暴、駝隊在沙漠上迷了路，或是不慎讓駝隊在不宜扎房子（帳篷）的地方休息，駱駝吃了斷腸草、喝了有毒的水……真可謂是七災八難等著你。”
作家鄧九剛的小說《大盛魁商號》如此描述在千里草原上做買賣的艱險。
嚴酷的行商環境說明，大盛魁的創富神話真正是“富貴險中求”，創始人王相卿等人，正是依靠堅韌的意志，才讓大盛魁的商業模式一點一點構筑起來。而此種商業模式的核心就是人的冒險精神，再加上智慧與體力的付出。
“如果像晉商其他字號一樣，三人變成了財東，就必然要按照出資比例提取利潤，利潤被大部分瓜分，分到那些合伙的駝夫、伙計的錢就少了，就會讓眾多賣命的人感到不公平，那樣的商業模式是不可持續的。”電視連續劇《大盛魁商號》的導演王新民如是說。
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王新民在構造《大盛魁商號》第一部“創業”時，設計了這樣一種邏輯：起初王相卿也是按照傳統的晉商模式來經營的，但經歷了重大的失敗和挫折后，才逐步確立了“不設財股”這一原則。
我們的文化傳統，總擺脫不了濃濃的英雄情結，比如“紅頂商人”胡雪巖、電視連續《喬家大院》中的喬致庸、《大染坊》中的陳六子。
然而，大盛魁的商業史，卻不可能用哪個大掌柜的英明來進行詮釋，“英明”的是它的制度。大盛魁二百六十年的傳承中，歷任大掌柜均可圈可點，他們不斷拓展著大盛魁的商業模式，恪守著大盛魁的制度。
蒙古的巨變，讓綿延兩百多年的旅蒙商貿遭受重創。蒙古宣布實行共有制，山西商人在蒙古的資產全部喪失，直接經濟損失達1000 萬兩白銀，上十萬的羊和馬匹留在了蒙古草原。以大盛魁商號為代表的旅蒙商，由此陷入危機。
不過，大盛魁商號引發了國民政府諸多要員的關注。閻錫山旋即表示，愿注資大盛魁，重振對蒙商貿。1929年，當大盛魁清償債務宣告歇業之際，孔祥熙派員與大盛魁大掌柜段履莊接洽，愿資助大盛魁。
然時局動蕩，大盛魁后續的兩次重大投資，均因戰爭而失敗。
1934年，已升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兼中央銀行總裁的孔祥熙，仍念念不忘重振大盛魁，提出由國民政府實業部出資125萬元，讓段履莊辦理大盛魁復業事宜。而此時，日本的勢力已逐漸深入綏遠省（現內蒙古自治區中西部地區），段履莊深感無強大祖國作后盾，個人縱有雄心亦只是徒勞。
大盛魁商號，這個由清代山西人開辦、曾經被閻錫山稱贊為“開發西北的鑰匙”的對蒙商貿帝國，終于在經歷了二百六十年艱難歲月后，于1947年沉沒。
如今，呼和浩特老城區的一些老人們，還保存著那段輝煌的記憶，時不時地念叨著：“南有胡雪巖，北有大盛魁。”
重身股而不重財股的股份制企業
不同于晉商或別的旅蒙商所創辦的字號，大盛魁之所以能夠延續二百六十年，與它特殊的股權結構密不可分。
大盛魁的發家起自王相卿、張杰、史大學等人的意外發現。
當時他們看到與軍隊、牧民貿易有利可圖，就結義合伙，采購了一些貨物，到蒙古草原上與牧民交易?？墒?，草原牧民缺少銀兩，只能用羊群或馬匹易貨。因此，為草原牧民提供商品，只能先賒銷給他們，然后等到牲畜肥壯起來，再到集中地接收牧民們趕來的等值的牛羊，以抵消貨款。
顯然，那是一種針對草原牧民缺少現銀但民風淳樸而開展的信用交易。但那又是一種風險極高的易貨貿易。那樣長距離、長周期、完全以信用為基礎的賒銷，似乎早晚要出亂子……
而成功解決這個問題，正是大盛魁雄踞草原的秘密。
和很多商業機構一樣，大盛魁創始之初很是寒磣，直到三位創始人相繼去世，仍拿不出現錢來報償他們，而只能用一種被叫做“永遠身股”（或稱“死人股”）的“期貨”來補償。
既然沒有做買賣的本錢，那么，大盛魁創業的基礎又從何而來呢？
答案還要從“財神股”說起。
創業第一年，因為賒銷，王相卿等人賠了個精光底掉，股東們急了眼，打上門來要王相卿賠償。
王相卿拍著胸脯說：“給我一年時間，我一定還你們。”正是大年三十，三人已是身無分文，就剩下一點米，于是三人只好熬了鍋粥過年。
三人正要喝粥，有人敲門。王相卿開門一看，是個云游四方的喇嘛。喇嘛想討點齋飯并求住一宿。三人接納了他，盛了一碗粥給他。沒想到喇嘛喝了一碗還要喝，直至把他們的粥喝了個精光。
次日，喇嘛臨走前留下一個褡褳請他們保管。過了好久，喇嘛還沒回來，三人打開褡褳一看，全是白花花的銀子。后來，三人困厄之極，只好用喇嘛留下的銀子做了大盛魁的股銀。以喇嘛的銀兩為股金，大盛魁竟然順風順水，越做越大。
最后，喇嘛始終沒有回來。此后，大盛魁定了兩個號規：第一，從今往后，大盛魁的年夜飯都喝稀粥；第二，喇嘛留下的銀子單記一筆“財神股”，參與分紅，但不取出，以后連本帶利還給人家。
“財神股”的故事聽起來很像神話，但是過年喝稀粥的規矩被大盛魁的后人一直延續到了今天，盡管他們中的一些人不知道規矩的由來。
當時，晉商鋪號的股份分為兩種：一種是“財股”（又稱“銀股”），是財東（股東）投入資金形成的股份；另一種是“身股”（又稱“頂身股”），是對掌柜、伙計實行股權激勵形成的股份。此所謂“出資者為銀股，出力者為身股”。
不設財股，讓大盛魁在眾多的晉商字號中顯得有些特立獨行。三位創始人還告訴后輩，永遠堅持這一做法。所以，大盛魁從創始到歇業，始終沒有外部股金加入。
共同出資、共擔風險、共同受益，是股份制公司的基本特征。但是，一個企業要想基業長青，僅此一點顯然是遠遠不夠的。幾百年后，以現代企業治理的眼光來審視王相卿等人當年的制度設計，或許可以看到如下一個理路：大盛魁要想取得成功，資本不是最重要的，人力資源才是第一要素。
大盛魁的創富過程不算神奇。千百年來，草原游牧民族對產自中原的茶葉、日用品有著巨大的需求，而在千里草原上行商做買賣，最重要的就是人力，將茶葉和日用品販運到漠北草原，無疑于用生命做賭注。
“自古以來駝道就非是安靖之所在，比如駝隊被強盜所劫，比如遇上黑沙暴、駝隊在沙漠上迷了路，或是不慎讓駝隊在不宜扎房子（帳篷）的地方休息，駱駝吃了斷腸草、喝了有毒的水……真可謂是七災八難等著你。”
作家鄧九剛的小說《大盛魁商號》如此描述在千里草原上做買賣的艱險。
嚴酷的行商環境說明，大盛魁的創富神話真正是“富貴險中求”，創始人王相卿等人，正是依靠堅韌的意志，才讓大盛魁的商業模式一點一點構筑起來。而此種商業模式的核心就是人的冒險精神，再加上智慧與體力的付出。
“如果像晉商其他字號一樣，三人變成了財東，就必然要按照出資比例提取利潤，利潤被大部分瓜分，分到那些合伙的駝夫、伙計的錢就少了，就會讓眾多賣命的人感到不公平，那樣的商業模式是不可持續的。”電視連續劇《大盛魁商號》的導演王新民如是說。
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王新民在構造《大盛魁商號》第一部“創業”時，設計了這樣一種邏輯：起初王相卿也是按照傳統的晉商模式來經營的，但經歷了重大的失敗和挫折后，才逐步確立了“不設財股”這一原則。
我們的文化傳統，總擺脫不了濃濃的英雄情結，比如“紅頂商人”胡雪巖、電視連續《喬家大院》中的喬致庸、《大染坊》中的陳六子。
然而，大盛魁的商業史，卻不可能用哪個大掌柜的英明來進行詮釋，“英明”的是它的制度。大盛魁二百六十年的傳承中，歷任大掌柜均可圈可點，他們不斷拓展著大盛魁的商業模式，恪守著大盛魁的制度。
“當我仰頭朝著天空望去的時候，可以看到的不僅僅是一片云彩，而是他的偉大和寬容……因為是你給了我生命，造就了我的生存。”
蒙古民族以“蒼天”為永恒最高神，故謂“長生天”（蒙語讀作“騰格里”）。與漢族不同，蒙古民族有著樸素而開放的財富觀念：我的牛羊是長生天賜給我的，我們只是替“長生天”管理這些牛羊。
蒙古民族樸素而開放的財富觀根植于草原特殊的自然環境：草原上缺少貨幣，財富即牛羊，當白災（雪災）來臨時，富人一夜之間就會成為窮人。
大盛魁之所以與別的晉商字號不同，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企業制度和文化中，特別是對財富的分配，吸收了草原文化。
當大盛魁逐漸走向繁盛之后，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出現了：什么人能夠繼續讓大盛魁傳承且繁盛下去？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弄清楚另一個更具根本性的問題：大盛魁到底是誰的？是王相卿的？張杰的？史大學的？還是三人共有？
王新民的電視劇腳本中，設計了這樣一段情節，目的是為了展現三百年前圍繞傳承企業的明爭暗斗：一開始，王相卿想把大掌柜的位置傳給他的兒子，但引起了另一位創始人史大學的不滿。為了平衡三人的利益，三人一度商定，由三位創始人的后代輪流執掌大盛魁。
但問題依然尖銳，當三人的后代輪流執掌時，因為后人們沒有了父輩早先的生死之誼，無論誰家后代當大掌柜，都無法公允地對待另外兩方。王家的后代必然要重用王家人，向王家傾斜，而史家的后代必然要重用史家人，向史家傾斜。
這場斗爭的結局是，大盛魁確立了以大掌柜為核心的職業經理人制度，大掌柜集大權于一身，不受財東的干擾（事實上，大盛魁只有名義上的財東），而且后任大掌柜也主要由前任大掌柜安排。
相對來說，大掌柜代表了“先進生產力”，因為一則掌柜的處于經營第一線，最了解實際情況；二則他們從小進入大盛魁，自身命運與大盛魁的發展緊緊捆綁在一起，對商號有著深厚的感情；三則由于經營的需要，掌柜們無不密切關注國內政局的變化。
同時代的大多數晉商，大抵難逃“富不過三代”的宿命。中國的傳統文化中，財富的世襲繼承是天經地義的。作為一個鄉土觀念極濃的商業群體，晉商的此種觀念尤為濃厚。據此推測，或許二百六十年前發生在大盛魁的那場圍繞財富傳承的明爭暗斗，比電視劇設計的情節還要激烈和曲折。
此后，名義上的財東，三位創始人的后人，失去了對企業的經營參與權，大多數窩在山西老家的大院里，享受著固定紅利。后來，大盛魁的該項制度得到了強化，以至于三位創始人的后人不得以學徒身份進入大盛魁。
作家鄧九剛的小說《大盛魁商號》的第四章節，就曾有這樣一段描寫：史家的后代史靖仁去參加大盛魁學徒的公開招考，但被當場逐出，史家后人大鬧考場，仍然無濟于事。后來，史靖仁另立門戶，單獨經營商號，雖然名義上是大盛魁的財東，享受三年一個賬期的分紅，但始終不能進入大盛魁。
內蒙古作家鄧九剛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尋訪研究“茶葉之路”和大盛魁的歷史。他沿著從長江中游的起點，到山西，到內蒙古，再到蒙古國，最后到了俄羅斯的“茶葉之路”，前后采訪過100多位從茶路上退下來的商人、駝夫，用二十年的時間，寫成了歷史紀實《茶葉之路》和小說《大盛魁商號》、《駝村》。
大盛魁獨特的制度或許不是一兩代人完善起來的，但當職業經理人——具備不受財東節制的大掌柜出現時，大盛魁的傳奇才真正開始。
蒙古民族以“蒼天”為永恒最高神，故謂“長生天”（蒙語讀作“騰格里”）。與漢族不同，蒙古民族有著樸素而開放的財富觀念：我的牛羊是長生天賜給我的，我們只是替“長生天”管理這些牛羊。
蒙古民族樸素而開放的財富觀根植于草原特殊的自然環境：草原上缺少貨幣，財富即牛羊，當白災（雪災）來臨時，富人一夜之間就會成為窮人。
大盛魁之所以與別的晉商字號不同，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企業制度和文化中，特別是對財富的分配，吸收了草原文化。
當大盛魁逐漸走向繁盛之后，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出現了：什么人能夠繼續讓大盛魁傳承且繁盛下去？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弄清楚另一個更具根本性的問題：大盛魁到底是誰的？是王相卿的？張杰的？史大學的？還是三人共有？
王新民的電視劇腳本中，設計了這樣一段情節，目的是為了展現三百年前圍繞傳承企業的明爭暗斗：一開始，王相卿想把大掌柜的位置傳給他的兒子，但引起了另一位創始人史大學的不滿。為了平衡三人的利益，三人一度商定，由三位創始人的后代輪流執掌大盛魁。
但問題依然尖銳，當三人的后代輪流執掌時，因為后人們沒有了父輩早先的生死之誼，無論誰家后代當大掌柜，都無法公允地對待另外兩方。王家的后代必然要重用王家人，向王家傾斜，而史家的后代必然要重用史家人，向史家傾斜。
這場斗爭的結局是，大盛魁確立了以大掌柜為核心的職業經理人制度，大掌柜集大權于一身，不受財東的干擾（事實上，大盛魁只有名義上的財東），而且后任大掌柜也主要由前任大掌柜安排。
相對來說，大掌柜代表了“先進生產力”，因為一則掌柜的處于經營第一線，最了解實際情況；二則他們從小進入大盛魁，自身命運與大盛魁的發展緊緊捆綁在一起，對商號有著深厚的感情；三則由于經營的需要，掌柜們無不密切關注國內政局的變化。
同時代的大多數晉商，大抵難逃“富不過三代”的宿命。中國的傳統文化中，財富的世襲繼承是天經地義的。作為一個鄉土觀念極濃的商業群體，晉商的此種觀念尤為濃厚。據此推測，或許二百六十年前發生在大盛魁的那場圍繞財富傳承的明爭暗斗，比電視劇設計的情節還要激烈和曲折。
此后，名義上的財東，三位創始人的后人，失去了對企業的經營參與權，大多數窩在山西老家的大院里，享受著固定紅利。后來，大盛魁的該項制度得到了強化，以至于三位創始人的后人不得以學徒身份進入大盛魁。
作家鄧九剛的小說《大盛魁商號》的第四章節，就曾有這樣一段描寫：史家的后代史靖仁去參加大盛魁學徒的公開招考，但被當場逐出，史家后人大鬧考場，仍然無濟于事。后來，史靖仁另立門戶，單獨經營商號，雖然名義上是大盛魁的財東，享受三年一個賬期的分紅，但始終不能進入大盛魁。
內蒙古作家鄧九剛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尋訪研究“茶葉之路”和大盛魁的歷史。他沿著從長江中游的起點，到山西，到內蒙古，再到蒙古國，最后到了俄羅斯的“茶葉之路”，前后采訪過100多位從茶路上退下來的商人、駝夫，用二十年的時間，寫成了歷史紀實《茶葉之路》和小說《大盛魁商號》、《駝村》。
大盛魁獨特的制度或許不是一兩代人完善起來的，但當職業經理人——具備不受財東節制的大掌柜出現時，大盛魁的傳奇才真正開始。
大盛魁究竟積累了多少財富，如今已無法查證。
大盛魁隨著清廷的崛起而崛起，到了近代，又隨著清王朝的衰落而漸顯疲態。蒙古國獨立后，拖欠大盛魁的約600萬兩銀子被一筆勾銷。所有旅蒙商遭遇相同，當時從事對蒙商貿的28家商號中的27家因此立即倒閉，唯獨大盛魁支撐了下來。
1914年，被譽為大盛魁“末代皇帝”的段履莊就任大掌柜。他被認為是歷任大掌柜中最富有爭議的一個人。
1921年9月，歸綏市的天津商人沈文炳和北京蔚豐實業公司競相興辦電燈廠。
沈文炳的機組設備均是“東洋造”，實際上受日本財團的控制。為了搶占先機，沈文炳先行一步，派人到歸綏城埋設電桿。時值北洋政府賣國親日，國內反日情緒濃厚。因為社會名流紳士的支持，各校學生組織示威游行，鋸斷電桿，砸了沈文炳的電燈公司。
事件發生后，歸綏當局陷入兩難境地。此時，綏遠省總商會會長、大盛魁大掌柜段履莊承擔起了創辦新式電燈公司的重任。1929年，段履莊親自主持的“綏遠塞北第一電燈股份有限公司”竣工發電，歸綏城有了電燈。
段履莊還投資創辦了西北運輸公司，從德國進口了30輛奔馳運輸車，開展歸綏到新疆的運輸業務，但汽車和貨物行至寧夏時卻被寧夏軍閥馬鴻逵盡數掠去。
謀求創辦新式實業的段履莊，招致了大盛魁別的掌柜的強烈反對。他們紛紛斥段履莊“不務正業”，官癮太大，用商號的錢籠絡政府大員。
不過，相比歷任大掌柜，段履莊確實有些“不務正業”。他左右逢源，喜歡結交政界和軍界人士，并積極參與軍政事務。
1914年，土默特騎兵軍官玉祿發動叛亂，袁世凱派人至綏遠招撫。段履莊從商號利益出發，主動請纓勸服玉祿，表示“愿以大盛魁全部財產及本人生命擔保，收編后保證玉祿的安全”，最后竟勸降成功。平叛后，被北洋政府授予一等“文憲章”，聘為農商部顧問。
1919年，西北邊防總司令徐樹錚第三混成旅開赴庫倫，段履莊被委為高級顧問之一，指揮旅蒙商號為軍隊供應軍需。
段履莊聲名大振，但被大盛魁內部保守的掌柜們所不容。而同時，大盛魁的財伙矛盾，終于又到了爆發的時候。
經過二百多年的繁衍生息，三姓財東的子孫越來越多，分紅的份數因此越來越多。
三位創始人每人一股被劈為若干厘、毫甚至毫以下。每到分紅時，財東們蜂擁而至，吵鬧不休。為此，大盛魁定下一條制度：三家財東各推代表一人參加分紅，由代表再分發給各財東。但延續到清末，財東們已不能容忍被虛懸的狀態。
后來，又趕上山西連年大旱，財東的后人們大多過慣了寄生蟲般的生活，很多人欠下了巨額的債務，紛紛要求段履莊為他們償付債務。
是年，創始人王相卿的后代王玉密謀暗殺段履莊，結果刺殺未遂積憤而終。這一事件，致使大盛魁的財伙矛盾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
1931年，大盛魁開除段履莊。此后，大盛魁分裂為兩派，支持段履莊一派要段履莊復位，支持王財東一派則堅決不要段履莊。傅作義任綏遠省主席時，有意資助大盛魁復業，但得知內部矛盾太多之后，只好作罷。
作為電視劇《大盛魁商號》第三部的主人公，段履莊傳奇而悲壯的一生，為大盛魁歷史的終結做出了最好的注解。段履莊被開除出號時，曾痛哭流涕，自稱自己是毀壞二百余年大商號之罪人，“本欲有所作為，而其奈大勢何！”
1936年，日軍進入歸綏。日本特務機關頭頭親自登門拜訪，勸段履莊出山組織維持會。段履莊則以年老多病、終身信奉佛事為由堅辭不受。不過，段家的家財自此被勒索殆盡。
1929年，日本憲兵隊特務構陷段履莊，稱其資助蒙古族青年逃往后方抗日，親戚家人勸段逃離歸綏，可段履莊說：“與其跪著生，不如站著死。”遂被捕，經多方人士出面營救，段履莊終獲出獄，但因受盡酷刑，不久與世長辭。不過，歇業后的大盛魁一直處于半關門狀態，一直到1947年，才真正關門歇業。
1985年，段履莊被追認為烈士，段家的后人則世居呼和浩特。
大盛魁隨著清廷的崛起而崛起，到了近代，又隨著清王朝的衰落而漸顯疲態。蒙古國獨立后，拖欠大盛魁的約600萬兩銀子被一筆勾銷。所有旅蒙商遭遇相同，當時從事對蒙商貿的28家商號中的27家因此立即倒閉，唯獨大盛魁支撐了下來。
1914年，被譽為大盛魁“末代皇帝”的段履莊就任大掌柜。他被認為是歷任大掌柜中最富有爭議的一個人。
1921年9月，歸綏市的天津商人沈文炳和北京蔚豐實業公司競相興辦電燈廠。
沈文炳的機組設備均是“東洋造”，實際上受日本財團的控制。為了搶占先機，沈文炳先行一步，派人到歸綏城埋設電桿。時值北洋政府賣國親日，國內反日情緒濃厚。因為社會名流紳士的支持，各校學生組織示威游行，鋸斷電桿，砸了沈文炳的電燈公司。
事件發生后，歸綏當局陷入兩難境地。此時，綏遠省總商會會長、大盛魁大掌柜段履莊承擔起了創辦新式電燈公司的重任。1929年，段履莊親自主持的“綏遠塞北第一電燈股份有限公司”竣工發電，歸綏城有了電燈。
段履莊還投資創辦了西北運輸公司，從德國進口了30輛奔馳運輸車，開展歸綏到新疆的運輸業務，但汽車和貨物行至寧夏時卻被寧夏軍閥馬鴻逵盡數掠去。
謀求創辦新式實業的段履莊，招致了大盛魁別的掌柜的強烈反對。他們紛紛斥段履莊“不務正業”，官癮太大，用商號的錢籠絡政府大員。
不過，相比歷任大掌柜，段履莊確實有些“不務正業”。他左右逢源，喜歡結交政界和軍界人士，并積極參與軍政事務。
1914年，土默特騎兵軍官玉祿發動叛亂，袁世凱派人至綏遠招撫。段履莊從商號利益出發，主動請纓勸服玉祿，表示“愿以大盛魁全部財產及本人生命擔保，收編后保證玉祿的安全”，最后竟勸降成功。平叛后，被北洋政府授予一等“文憲章”，聘為農商部顧問。
1919年，西北邊防總司令徐樹錚第三混成旅開赴庫倫，段履莊被委為高級顧問之一，指揮旅蒙商號為軍隊供應軍需。
段履莊聲名大振，但被大盛魁內部保守的掌柜們所不容。而同時，大盛魁的財伙矛盾，終于又到了爆發的時候。
經過二百多年的繁衍生息，三姓財東的子孫越來越多，分紅的份數因此越來越多。
三位創始人每人一股被劈為若干厘、毫甚至毫以下。每到分紅時，財東們蜂擁而至，吵鬧不休。為此，大盛魁定下一條制度：三家財東各推代表一人參加分紅，由代表再分發給各財東。但延續到清末，財東們已不能容忍被虛懸的狀態。
后來，又趕上山西連年大旱，財東的后人們大多過慣了寄生蟲般的生活，很多人欠下了巨額的債務，紛紛要求段履莊為他們償付債務。
是年，創始人王相卿的后代王玉密謀暗殺段履莊，結果刺殺未遂積憤而終。這一事件，致使大盛魁的財伙矛盾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
1931年，大盛魁開除段履莊。此后，大盛魁分裂為兩派，支持段履莊一派要段履莊復位，支持王財東一派則堅決不要段履莊。傅作義任綏遠省主席時，有意資助大盛魁復業，但得知內部矛盾太多之后，只好作罷。
作為電視劇《大盛魁商號》第三部的主人公，段履莊傳奇而悲壯的一生，為大盛魁歷史的終結做出了最好的注解。段履莊被開除出號時，曾痛哭流涕，自稱自己是毀壞二百余年大商號之罪人，“本欲有所作為，而其奈大勢何！”
1936年，日軍進入歸綏。日本特務機關頭頭親自登門拜訪，勸段履莊出山組織維持會。段履莊則以年老多病、終身信奉佛事為由堅辭不受。不過，段家的家財自此被勒索殆盡。
1929年，日本憲兵隊特務構陷段履莊，稱其資助蒙古族青年逃往后方抗日，親戚家人勸段逃離歸綏，可段履莊說：“與其跪著生，不如站著死。”遂被捕，經多方人士出面營救，段履莊終獲出獄，但因受盡酷刑，不久與世長辭。不過，歇業后的大盛魁一直處于半關門狀態，一直到1947年，才真正關門歇業。
1985年，段履莊被追認為烈士，段家的后人則世居呼和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