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繼有些學者提出暫停《勞動法》的執行、暫停帶薪休假等建議后，又一個要求停止《勞動法》個別條款的提議。 
 
　　縱觀這些建議，其基本思路就是在金融危機的特別時期，通過壓縮勞動者的薪酬待遇和福利，降低企業的成本，從而減少企業倒閉的風險。

　　對于最低工資標準，在經濟學上一直存在爭議，但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絕大多數國家并沒有因為最低工資標準在理論上存在爭議而延宕立法，這是在公平和效率取舍，在市場和政府的邊界上做出的一個人性化的選擇，并構成了今天勞動保障的制度性基石。我們不妨拋開對這些建議的道德評價，而從各個層面考察一下通過壓縮勞動者的最低收入，能否幫助企業走出危機。

　　如果從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來看，這樣的建議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悖論”：在金融危機下，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是需求的減少而導致的通縮，為了避免需求的減少，政府可以采取的反向操作手法就是保障居民的購買力，盡可能地保持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和工作崗位，否則，刺激內需只能成為一項奢談。也就是說，從經濟本身的復蘇而言，最好的手法無疑是保證勞動者的工作崗位和維持其收入在預期上不降低，如果企業以危機為借口，壓縮勞動者的報酬或者裁員，乘數效應必將導致經濟本身的萎縮，這是一個在實踐上已經證明的道理。

　　再從中國經濟本身的結構性弊端而言，中國經濟30年高速發展的制度因素之一就是低廉的勞動成本，但這種模式建立在收入分配畸形的基礎上，低勞動成本必然導致居民收入與經濟發展的背離，直接導致了內需的不足，而這正是我們今天深刻意識到并加以解決的。中國的反危機藥方不是進一步壓縮居民的收入，而是應該彌補民生欠賬，這也是近年來國家政策強調民生的睿智和高明之處。中國經濟要完成從出口向內需的轉型，如果我們連勞動者的最低收入都不能保障，需求何來？

　　從社會進步和法治的視角而言，取消最低工資標準的建議，混淆了“降薪”和“最低工資”的概念，最低工資意味著保障勞動者生存所必需的最低標準，因此，企業可以通過降薪等措施盡量避免裁員，但不能突破“最低工資標準”的界限。按照“庫茨涅茨曲線”，在經濟發展到某一個點，一定會有一個跳躍，這個跳躍首先就表現在對勞工的保護上，只有完成了這個跳躍，我們的社會才會往前進一大步。就此而言，如果我們把“中國制造”的前途依然寄托在對法治權利的突破和壓縮勞動者的生存質量上，則永遠走不出不得不依賴出口的周期律和惡性循環。

　　人類社會發展的理想路徑應該是，收入分配狀況的改善，與經濟增長同步發生，從而使得絕大多數人能夠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這樣才能保持經濟的良性循環。從這個意義而言，如何在金融危機的情況下對待勞動法，對待勞動者的權利，其實是一份擺在我們面前的法治考卷。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絕不是“泛法治化”，而仍然是缺乏法治。如果我們在金融危機的情況下，讓大多數人通過壓縮他們的權利和收入來走出困境的話，犧牲的則不僅僅是勞動者的基本民權，而是我們這個社會賴以進步的理念和法治基礎，這對一個社會的長期進步而言，毫無裨益。拉美經濟的長期停滯，中國歷史上的王朝興衰不都證明了這一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