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認知如此滯后，以至于事態常常難以挽回。

　　2011年9月15日，央視播出了一條重大新聞：袁隆平領銜的超級稻“種植基地今年沖刺畝產900公斤”。在糧食問題開始讓某些高層心憂如焚的時候，這條新聞具有別樣的意味。

　　但現實比這條新聞要冷峻得多。事實上，早在2008年袁隆平就開始沖刺，而準確測產結果是，即便在這塊位于邵陽隆回縣羊古坳鄉牛形嘴村一塊102畝的試驗田中，只有“部分”“丘塊”畝產“可望”突破900公斤。在此之前，袁隆平領銜選育的超級雜交中稻甚至在云南等地創下過小面積畝產1200多公斤的歷史紀錄。

　　也許難以置信，“超級水稻”被部分資深育種專家視為“偽概念”——它仍然是普通雜交水稻，它的“沖刺”依賴于小氣候和特殊培育技術。袁隆平似乎是一個人在奔跑，而且跑的太快了——即便在袁隆平宣布已突破畝產700-800公斤的品種的推廣種植中，實際產量也一直只有400-500公斤。本世紀以來，全國種植面積最大的前五大雜交水稻品種，均非袁隆平培育。

　　也就是說，實驗室中的“超級水稻”的推廣，早在幾年前就觸摸到了資源約束的天花板。“超級水稻”意味著“超級耗水”和“超級耗氮肥”，現在它們完全跟不上了。

　　于是中科院院士張啟發提出“綠色超級稻”，兩年前，他的“Bt汕憂63”獲批，現在這種稻種和稻米已經遍布兩湖、江南和巴蜀，它風靡的原因是在一種叫“汕憂63”的已退役種子中植入抗蟲Bt和抗褐飛虱基因，也就是說，它屬于轉基因家族。

　　而最近，關于國務院當初批給它“生產應用安全證書”是否妥當，正引起劇烈爭議，并最終導致國務院排查轉基因的民間生產，其結果可能相當令人震驚。更有甚者，如果近幾年洛陽紙貴的玉米良種“先玉335”日后被果真嚴檢出轉基因譜系，那么貢獻半壁江山的敦煌種業(23.45,-0.25,-1.05%)和登海種業(27.89,-1.21,-4.16%)兩只股票恐怕會崩盤。當然，反之則可能如日中天。

　　實際上人類目前無法實證轉基因的安全性問題，這也正是袁隆平內心的糾結。盡管稻種深刻的代表了中國農業戰略的迷茫，但中國農業發展的發展路徑的作用力量要復雜得多。在我們看來，中國農業只是在重蹈工業領域的覆轍。在全球農業分工體系和國際利益博弈體系下看，中國不能排除成為另一個世界工廠，即農產品(13.90,-0.02,-0.14%)加工廠的可能。

　　在此基礎上，我們才有進一步探討中國農業短期和長期戰略及產業方向的可能。

　　農業國際分工下的權力格局

　　在《中國糧食報告上篇》中，我們對農業生產體系進行了架構和歷史性的剖析，從而得出，全球性農業的系統性風險正在步步逼近。但這不足以支持我們對中國農業未來的判斷，我們要廓清當前世界農業經濟秩序，也就是中國農業的外部環境，其次才能認識內部環境。

　　1980年代以來，全球流行的經濟學理論，一是貨幣學派，二是新古典學派。前者泛濫于國家經濟政策，后者的比較優勢理論則統治了國際貿易。抽象地說，二者共同推動了全球工業化近30年的飛速擴張，但可能忽略了在農業領域的顛覆性影響。

　　在上篇中我們講到，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以美國為主導的農業機構致力發動“綠色革命”解決70年代糧食危機，工業化生產方式為得天獨厚的美國農業帶來碩果。1973年的經濟危機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美國通過貶值美元，快速刺激了糧食出口，美國的六家跨國公司一度控制了世界糧食庫存的95%。正是彼時誕生了著名的“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了所有國家； 誰就控制了人類。”

　　70年代中后期，隨著綠色革命的普及，到了80年代前期，整個歐美及處中國外的大部分亞洲地區逐漸實現了糧食自給，代價是過度墾荒毀林、環境破壞、土地惡化，在人多地少的東盟國家尤其顯著。很顯然，中國1976年才開始推廣雜交水稻，工業化農業滯后全球10年左右，我們現在經歷的“毒農業”之種種，當時的臺灣、印尼、緬甸、泰國、菲律賓早已經歷。

　　“綠色革命”一直持續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而終至積重難返，可持續發展提上日程。但在80-90年代前期，是全球工業整體掠奪農業資源的年代，除了歐洲致力于可持續發展，其他農業生產國只能走上了多元化差異化競爭的路線，譬如東南亞各國轉向經濟作物而進口糧食作物。這讓1993年發生的事情順理成章，從而奠定了現在的農業經濟秩序。

　　1993年12月，歷時7年之久的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談判修成正果，為世界農業分工和國際貿易打下基礎，美國農業出口重現高潮，在1996年達到了660億美元的歷史最高紀錄；1993年歐盟正式成立，建立和實行了共同的農業政策的實施，使得歐洲特別是西歐農業得到迅速發展，德法荷三國農業迅速崛起，成為世界農產品貿易的另一中心，并迅速沖擊了美國的出口地位。而美國在此期間，極大推動了生物技術的研究，試圖將農業徹底工業化，并控制產業核心。但美國上世紀末倡導的“基因革命”為歐洲所不容，轉而在南美推而廣之。

　　在中國滯后而渾然無覺中，全球農業逐漸形成如下權力格局：美國掌控了核心生物工程技術和生產技術，德國、澳大利亞次之；日本、以色列、荷蘭、法國等掌握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在國際市場，美國奉行利益均沾，與南美巴西、阿根廷在轉基因大豆和玉米上展開寡頭聯合，與澳大利亞主導了小麥話語權；歐洲和日本主要提供了畜牧產品和高附加值農產品；而整個東亞，目前除泰國出口大米外，基本成為經濟作物的提供商（如蔬菜、水果、油料）或加工商（如禽肉、水產、蛋白粉），中國則已成糧食的純進口國。俄羅斯則抱著大片土地若即若離。

　　中國農業困局：會是另一個世界工廠嗎？

　　在此格局下，關于美國ABCD四大糧商控制全球糧食產業鏈的故事，已說得太多。唯一需要說的是現實恐怕更為殘酷。

　　我們知道美國掌握著如下領域世界最先進技術：軍工、生物、信息、金融，它們分別主要對應著美國的軍事、農業、產業、美元四大領域的核心競爭力和戰略。人們忽視了，至少從結果上，美式技術已經完全打通農業體系與金融體系的經脈網絡。

　　美國于70年代發明了以玉米提取高果糖漿取代蔗糖技術，從而打通了玉米和蔗糖的價格關系。2000-2004年中國逐漸興起，2005年國家調高蔗糖價格，果葡糖漿遂迎來黃金期，玉米價格隨即大漲；2005年美國通過糧食能源法案，通過轉基因玉米提煉乙醇燃料，又打通了玉米和石油的關系；玉米作為飼料原料的上漲又帶動了豆粕，遂與大豆發生共振。而因此，玉米已經成為國際農產品體系的中樞。

　　拋開陰謀論，外資在產業鏈控制和期貨市場的話語權幾乎注定了中國大豆的覆沒是產業和金融的雙重失敗。而玉米很可能成下一個中國失控的品種。

　　根據從行業的了解，近幾年來，外資通過各種方式對玉米從貿易—種子——深加工—養殖的全產業鏈的介入已非常之深，在育種上，孟山都已經與登海和敦煌種業形成轉基因利益共同體，且目前民間的山寨“迪7”和“先玉335”系列無法估量。

　　剩下的就是小麥和水稻問題。據我們調查分析，玉米漲價及其轉基因種植對小麥的撬動效應已經發生，在西南、華北等玉米小麥綜合區，小麥的播種面積在持續萎縮，玉米在持續上升。而水稻可能是中國的最后一塊堡壘。

　　那么，水稻是中國的比較優勢嗎？這里可能會觸及中國農業現代化根本性的困局。

　　上世紀末，周曙東和徐志剛用國際通行的國內資源成本系數指標（反映資源配置效率的指標）研究我國農產品的比較優勢，其中油菜、玉米和大豆的國內資源成本系數均超過臨界值1，而且它們的百元產值給社會帶來的凈收益，分別為－27.38、－7.08和－4.75元，應當國外生產；高粱、雞蛋和棉花為0.99、0.97和0.92，接近臨界值，不具資源優勢，而蔬菜、蠶桑繭、柑桔、蘋果、烤煙、菜牛、花生、生豬和稻谷，尤其是中秈稻，國內資源成本系數都低于0.8，具有較高的比較優勢。蔬菜、水果和肉雞中農藥激素高于國際標準。但是截止最新2004年的一份研究數據顯示，水稻的比較優勢也漸漸不支。

　　這些學者的數據可以歸納為：即資源密集型產品（大宗品如三大糧食），中國已無優勢，唯有在勞動密集型（如蔬菜、水果、禽畜、水產等）產品上保持優勢。

　　這會得出一個驚人的結論，即在全球農業分工體系下，中國是否有可能成為另一個世界工廠——進口大宗農產品，加工，再出口農牧產品，未來中國的深加工和牧漁或大有可為——當然，這勢必威脅國家安全。

　　本質上說，因為不考慮信息的巨大不對稱、可替代性多寡及社會和環境成本完全不可計量，比較優勢理論指導下的國際分工和貿易，終究會演變成產業鏈控制與掠奪。農業比工業命運更為悲切。因為，它對自然資源的依賴更為直接和密切。

　　中國農業的困局，只是80年代東南亞的翻版：工業掠奪農業，農業掠奪資源，資源抵達極限。2008年以來的糧價上漲，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作為全球最大谷物生產商，中國農業成本中樞升騰。

　　那么，中國農業未來的戰略到底是什么？繼續融入國際分工從而被迫犧牲部分行業，選擇轉基因將農業工業化發揮到極致并反超美國，回歸生態農業，制度再造騰出空間，還是另辟蹊徑出奇制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