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多年來，與眾多行業相比，中國農業的開放最晚、開放的程度也最小。

　　而國內種業市場更是如此。2000 年《種子法》實施，開啟了中國種業的市場化歷程，改變了國有種子公司一統市場的局面。

　　于是，各路資本紛紛進入種業市場，民營種業公司、中外合資公司、科研院所自辦公司、農技推廣人員“自立門戶”，甚至還有一部分“皮包公司”等等，使全國注冊500 萬元以上的公司已達8700 多家，形成了“小、散、亂”的局面。

　　為規范市場，2010年12月31日農業部出臺了《農作物種子生產經營許可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該意見稿將雜交水稻和玉米種子企業注冊資本從500萬元提高到3000萬元，實行一體化經營的種子企業的注冊資本由3000萬元提高到1億元，并規定固定資產比例不低于50%。

　　“如果該辦法實施，全國8700多家種子企業預計將有九成遭到淘汰。種業低門檻準入時代即將成為歷史，行業洗牌已是迫在眉睫。”北京市種子管理站副站長、新聞發言人趙青春認為。

　　除了注冊資金門檻提高之外，據趙青春介紹，按照國家要求，種業公司將實行產、研、銷一體，嚴格要求企業必須要有科研機構，擁有3到5個具備自有知識產權的自有品種。

　　對于國內種業“小、散、亂”的局面，中國種子貿易協會副理事長張孟玉表示，“中國50強企業相當于一群麻雀，而且是在家門口覓食的家雀；而跨國企業是老鷹，數量不大，但是它們規模很大。”

　　“麻雀和老鷹怎么開展競爭和合作，就是整合麻雀的力量，能夠把種子企業團結起來。現在我們必須造就一支強大的中國的種子行業組織，我認為以后的行業組織是我們整合麻雀力量的一個重要因素。”張孟玉認為。

　　除行業自身因素外，李紹明指出，“國家應為種業公司、種業市場創造良好的外部產業環境”。

　　李紹明建議，“國家給農民各種各樣的經濟補貼，最好是轉化成農業保險，這樣更能有效保障國內種業公司的快速發展。美國農戶的各種政策保險和商業保險高達9種，中國現在就一個政策性的農業保險，目前普及面還非常小、處在試點階段，而且保額很低。”

　　“在得不到商業性保險和政策性保險保障的條件下，農民一定會將他的風險向上游轉移，尤其是種子。中國種子公司承擔著全球可能最重大、最多的社會責任，國內種業顯然缺少做大做強的產業環境。”李紹明表示。

　　同時，李紹明還認為，中國種業發展還有規模化制種與土地流轉困難之間的重大矛盾。“如果一個村一百戶農民中，有一戶不同意搞制種，其他的人同意沒有意義，就都不能搞，這是推進中國現代種業發展的一個重大政策難題。”

　　而登海種業總經理李小霞呼吁，國家應完善農作物育種、生產和監管體系，加強對違法侵權行為的打擊力度，全面提升我國農作物種業科技創新能力、企業競爭能力、供種保障能力和市場監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