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綏三大號 大盛魁元盛德天義德

        大盛魁、元盛德、天義德，這就是歸綏（今 呼和浩特）“三大號”的名稱。其中大盛魁一家，尤其有顯著的代表性，元盛德、天義德兩家雖與前者分享鼎足聲名，但實力不如其雄厚，觸須不及其廣泛，所以到 辛亥革命時期，兩家相率倒閉，如煙消燼滅，沒有引起當時社會及商業上的任何波動。而大盛魁則比那兩家多延長了大約20年才歇業，在這最后20年間，它雖然 已成強弩之末，但對全市商業，卻仍起著一種大樹庇猢猻的作用，至于它歇業后的影響就可想而知了。

 

        為了說明呼和浩特在前清時代的商業特 點，就有必要把這個城市的早期情況先談談。

 

        自明朝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土默特部首領俺答開始與明朝打麻煩、其主要的愿望之一，就 是要迫使明廷答應在長城沿線各口開馬市。所謂馬市，就是蒙古族人可以公開用馬和其他牲畜換買內地商人的日用百貨，解決牧區人民生活上的困難問題，這從俺答 當時作為韃靼國右翼各部落統帥的地位來說，他有責任解決這個問題，而他的實力也足夠作為解決這一問題的非常手段，可是明朝這位嘉靖皇帝，偏偏是個剛愎任性 的人物，無論如何也不肯批準開馬市。這就造成俺答年年擾邊的借口，到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圍北京，嘉靖皇帝才于無可奈何的情勢下，允許談判開馬市。但開了不 久又閉了，俺答仍繼續擾邊不止，直到隆慶四年（公元1570年）才因俺答受封而結束了這個麻煩局面，按年按季開馬市也成為雙方都須遵守的制度。從嘉靖八年 至隆慶四年，經過42年的斗爭，才算解決了這個互市問題。然而這次解決，正是充分說明呼和浩特在明朝是沒有坐地商業的。

 

        自清朝于順治元 年（公元1644）入關，建立帝國以后，長城內外，合為一國，內地人民出塞已不能以投敵論罪了。同時由于明朝馬市的廢除，內地商販出口外做買賣，不僅成為 當時的必然趨勢，而且也是廣大草原牧民們所迫切希望的一件事情，這就是呼和浩特有坐地商業的開端，也是它以“通事行”為重心而形成商業特殊情況的來源，終 前清二百余年間，這種以“通事行”為商業領班的現象，迄無重大的改變。讀者也許要問“通事行”是什么行業呢？簡單地說，就是：凡和不會說漢語的民族做買賣 的行業都叫做“通事行”，但主要是以蒙古族人為對象。這種行業的店員、學徒，從幼年初入商號就必須學習一種發音不正確的蒙古語，這種語音雖不正確，卻能通 行各地，凡懂蒙古語的人都能聽懂，稱它為“買賣語”。意思就是指它只能做買賣，不能在語音語法上求全責備，有時蒙古族人把它當笑話說著玩。然而這種行業的 老手，不僅能說正確的蒙古語，有個別人甚至能寫相當精練的蒙古文，上面標出的“三大號”便是“通事行”的權威，它們的店員學徒，都是這樣訓練出來的。

 

        “三大號”的商業分支店和駝運隊，遍布于今蒙古國、我國的新疆等地。每年大量運出百貨，運回遠方土產，在不等價交換的欺騙剝削方式下，它們的利潤是不能 用百分比來計算的。因此，它們在清初雖然都是些小本經營的可憐小商號，但到乾隆時期便已發展成為控制全市的商業主流了。

 

        為了敘說簡便起 見，只以“三大號”中最有代表性的大盛魁為話題，為讀者談它們當時的一些具體情況吧。據老輩傳說，大盛魁是在清朝康熙初年由山西省祁縣張、王、史三個小商 人合伙組成的一家小“通事行”，經營數年，營業情況極壞，甚至連每天的食用品也掙不來。某年除夕，三人煮了一鍋小米粥，聊以充饑，適有一位素不認識的蒙古 族人拉了兩峰駱駝來投宿，卸下馱子以后，這位客人就出門訪友，一去不返，經過相當時期的尋訪，始終杳無下落，拆來馱子檢視，發現所馱盡是元寶銀。三人商量 把這筆銀子作為貸款使用，等候客人回來，按本利計還他，也不犯法，數十年后，營業已到稱雄塞外、遠近聞名的程度，而這筆貸款仍沒有人來收。三人就遺囑子孫 和后繼經理人，把這筆貸款作為財神的投資，記入萬金賬。每三年算賬時，必須把財神股份的應得利潤，另款存儲。這是大盛魁獨有的一項奇怪鋪規，本市老年人都 知道。

 

        大盛魁駝隊，是用房子（即帳蓬）來計算的。每199峰駱駝編一隊，叫做“一頂房子”。其編法是這樣的，每14峰駱駝連為一串，由 1個駝夫牽引，14串為196峰駱駝，再加3個領房子押貨人的3峰駱駝，和1個引路尋水人的1匹馬，就湊足200個牲畜了。

 

        每一頂房子所運的貨物，本來就不算少，而大盛魁每年派出去和返回來的房子，卻是以幾十頂計算的，它的正確數字，外人很少知道。但從它那跟房子的蒙古種巨獒數字上，可 以估計個大概。據說每頂房子都有7至10只巨獒跟著，為宿營守夜之用。經常飼養有七八百只，如果數目達一千，該號就要給這些功狗演一臺戲，假定以10頭巨 獒護送一頂房子來計算，那么，大盛魁每年出入的房子，至少也有七八十頂，這從舊社會一個邊疆城市的商號來說，其規模就不能不算驚人了。

 

        這些駝隊所到達的地方，近處有喀爾喀四大部：科布多、唐努烏梁海、烏魯木齊、庫車，遠處有伊犁、塔城，更遠還到莫斯科，拉駱駝人稱莫斯科為“茂司嘎洼”。 他們從那里回來，坐在茶館里，津津有味地給同座人談俄羅斯的風土人情。當年本市所賣的紡織品如哈喇、畢圖絨、畢幾、羽翎緞、羽毛紗、大絨、各色毛呢、毛 毯，都是這些駝隊從俄國運來的，至于從喀爾喀、新疆等處，則除運回土產珍貴皮張和干果藥材外，主要是換回駝馬羊三種牲畜。我們說換回，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因為許多商品都是用馱出去的東西交易回來的。他們究竟運出去些什么貨色呢？那可以這樣說，凡是那些邊遠地方各族人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東西，簡直是應有盡 有，但最主要的還是磚茶、綢緞、布匹。

 

        像大盛魁這樣的商號，并不是一種孤立單純的“通事行”。它是按照自己業務上的需要，分設了各種專 業支號，例如磚茶是第一主要商品，它就有自己投資開設的三玉茶莊，分布在產茶地區的中心城市長沙、漢口等處，又在張家口、呼和浩特、包頭、寧夏等處設置集 散堆棧，這就是專門經營茶的負責分號。綢緞布匹是第二主要商品，它也有自己投資開設的綢布莊天順泰，經常派有買客住在京、津、蘇、杭替老號負責采購紡織 品，此外，款項需要流通，則有自己的票莊大盛魁，專負國內各大城市匯兌銀錢之責（那時還沒有銀行），貨物需要調撥，則有自己的貨棧東升店，專負各路駝隊來 去裝卸雜貨之責，除馬莊遠設到武漢、羊莊長設到北京以外，還有在本市專負零售小群雜畜的羊馬店德恒魁以及專負本市撥款過賬的錢莊裕盛厚。

 

        從上述的大概情況中，我們不難看出大盛魁在前清時代是怎樣一種氣派了，其余兩家雖不能與它平分秋色，但并稱“三大號”，也就可以說明它們并不是附庸小邦 了，當前清還是閉關自守的純封建社會時期，這種規模的“通事行”就不能不算作財雄塞北，壟斷一方的商業了，所以每年秋冬之際，“三大號”的駝隊把交易商品 帶回來時，不僅戲園飯館活躍起來，就是各行各業的生意“流水”，也都是表現一種突然的繁榮。以“通事行”為中心，這是當時呼和浩特商業的一個特點。

 

        這種局勢延續到前清庚子（公元1900年）以后，就逐漸起了變化。首先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洋行來了，最早是隆昌行，跟著有平和、怡和、仁記、美茲等等大小 數不清的洋行紛至沓來。其中有真的，也有外國流氓騙子空手掛牌的假洋行。凡“三大號”從前所做的生意，這些洋行幾乎無一不做。在這樣激烈競爭之下，天義德 最先垮臺。元盛德繼天義德之后，也宣告歇業。現今只在舊城小召后街留下一個胡同名稱，叫做“元盛德巷”，僅供后人指點作談話資料而已，大盛魁自辛亥革命 后，社會動蕩不安，這就使它的駝隊無法通行，大量高利剝削舊債也無法收回。無源之水，早晚必涸，所以茍延20年之后，仍不免根葉并萎，一敗涂地。可見封建 時代的民族資本，到國家淪為半殖民地狀況時，不論它們的資力怎樣雄厚，如不為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服務，便沒有出路，這僅是從我國民族資本這一方面來談的。 如果我們再從我國邊疆各民族地區的勞動人民這一方面來談的那種受剝削、受壓迫的慘狀，就更是一言難盡了。簡單地說，這些廣大的勞動人民（主要是牧民），受 著執政王公的壓迫，受著貴族牧主的壓迫，另外再加上邊商高利貸的普通壓迫，試想在這層層壓迫之下，他們的生活怎能不陷入窮困悲慘、萬劫不復的境地呢？

 

        也許有人要問邊商“通事行”，只能說是一種剝削，怎么能列在壓迫之列呢？讀者不知前清大盛魁住在喀爾喀、科布多、烏里雅蘇臺的老經理，多數是從清政府開 捐例時候，花錢買有官職頭銜的，最高可以買到候補道，加捐二品頂戴。他們憑這種地位，放賬收賬，不僅廣大勞動人民不敢抗拒，就是一般貴族，假使到期不還賬 的話，他們就要衣帽整齊，翎頂輝煌地去見執政王公，要求替他催債，那些執政王公也都是大盛魁的債務人，當然唯命是從，這就可以看出這些邊商經理，能夠和部 落執政王公分庭抗禮，實際上是操縱在握的。這種情況，怎能不說是壓迫呢？以上所談，都是一些陳跡舊話，僅供將來研究地方歷史的人們作參考。文/榮  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