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樣的酒才可以稱得上國酒，或者說國酒的標準是什么？這個問題似乎從來就沒有過答案。要是在古代，這個問題似乎好辦些，可以參照皇親“國戚”的說法來確定。比如“國舅”那就是皇后的弟兄，也就是皇上的大舅子或者小舅子，問題是很明確的。那么那時候的“國酒”完全可以定義為皇上愛喝的或者認可的酒。子曰：“時哉！時哉！”時代不同了，已經沒有皇上可以給哪款酒來個“國酒”的封號了。
      “國酒”的標準到底該是什么，實在值得探討。寬泛地說“國酒”應該是最能代表中國的酒，怎么個代表法呢？不妨做個設想。銷量？如果以銷量作為標準，那么“國酒”將不是一種稱號，而僅僅是一面“流動紅旗”，今天在我家，明朝到他門。這不是我們希望的“國酒”；口味？醬香型、濃香型甚至清香型都各自有各自的風格，誰能夠代表“中國酒”呢？這個標準也是不好裁判的；普及性？這個也不好說，達官貴族流行喝茅臺，而咱們老百姓更喜歡二鍋頭，要講“公投”，茅臺未必贏得二鍋頭；論歷史，杜康、杏花村更有群眾基礎，但似乎離“國酒”的感覺遠了些。
    　當然，要評“國酒”，任何單一的標準都是沒有說服力的，最終還得是個“綜合指標”。這樣算來，茅臺可就是最為接近“國酒”標準的了。然而，我們既然談“綜合標準”，那么在這些“綜合標準”里則必須有一個“核心因素”。“國酒”的“核心因素”是什么呢？恐怕還得歸結到文化上來。也就是說，能夠在品牌文化上完整體現中國文化特征；能夠在產品口味上體現“中國酒”的基本特征；能夠在市場影響上體現廣泛的群眾基礎，恐怕是“國酒”必備的三個基本條件，并且，在這三個方面都要表現出色超群，甚至遙遙領先。
    　一直以“國酒”作為招牌的茅臺在產品口味和市場影響兩方面是具有絕對優勢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國酒文化中的“工藝文化”，但茅臺欠缺的恰恰是對中國文化和中國性格的代表性，因為在茅臺的品牌文化提供的信息里，我們感覺不到“中國文化”。反過來說，如果茅臺這個品牌能夠注入中國文化尤其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那么其“國酒”地位將無可撼動。然而，茅臺的品牌戰略規劃似乎也無意于此。于是，這就給“國酒”之爭提供了一次難得的市場機會。
    　越來越多的白酒品牌開始悄悄地做起了嘗試。在這些野心勃勃的酒品牌里，五糧液高調親近儒家文化，無疑是在為五糧液品牌尋求新的文化內涵做準備；國窖盡管沒有明確的行動，但一個“國”字卻更具有形式上的殺傷力；在儒家文化越來越被世界認可的時候，除了五糧液，更多的白酒陸續打起了儒家文化的主意。
    　儒家文化自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也是當代中國文化的基礎。我曾經論述過“中國酒文化的實質是儒家文化”，對白酒企業在這方面的努力甚感欣慰。國酒，茅臺是最有機會的。對于其他酒品牌的努力我們會密切關注和祝福。但從文化層面講，我更看好幾乎消逝在人們視野的孔府家酒。
    　孔府家酒重塑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企業文化和品牌文化，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這一優勢從來沒有被孔府家酒認真發揮過，這也可能是上天留給孔府家酒復興難得的一次機會，也是孔府家擁有的一個巨大的文化寶藏。然而，孔府家酒原有的影響力已不足以繼續它的輝煌，復興的道路是一個更扎實、更艱辛的過程。這時候，戰略目標的確定則成為孔府家復興成敗的關鍵。
    　作為中國酒企業，孔府家有著其他白酒企業和品牌難以比擬的儒家文化優勢，過去“讓人想家”的家文化無法讓孔府家體現中國文化和中國性格。真正意義上“中國酒”應該是一種口味的象征，代表著中國文化，沒有哪一個酒做到了這一點，這也許是孔府家的機遇和目標。
來源：《華夏酒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