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什么”是對食物的選擇，但這種選擇不僅僅為了滿足口腹之欲，而是為了“衛(wèi)生”的需要，即怎樣加強生命力，祛病延年。中國人從很久以前對于“吃”有一個基本看法，即凡可吃的東西，都是藥物，一般的蔬果、谷物以及禽獸之類，吃下去，都有補治身體的作用。所以文明進化之始，食物與藥物是不分家的，后世有了醫(yī)學，將食物與藥物分為兩類，但食物的藥用功能仍然受到廣泛重視。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養(yǎng)生家中的食療派，在食物的選擇，即“吃什么”上所花的功夫，并不遜于藥物。宋代興起食方，養(yǎng)生家是這樣來宣傳其重要性和必要性的：

　　安身之本，必資于食，不知食宜不足以存生。之別五肉五果五菜，必先之五谷，以夫生生不窮，莫如五谷為種之美也。茍明此道，安臟腑，資血氣，悅神爽志，平疴去疾，何待于外求哉。孫真人謂，醫(yī)者先曉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療不愈，然后命藥……

　　考食療一派，源遠流長代有其人。

　　遠的說大約有商湯時代的伊尹。伊尹的養(yǎng)父有莘氏是廚司，伊尹長大后精通烹調(diào)，對食物的滋味和作用有很深的研究。他曾對商湯說;“用其新去其陳，腠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遂通利不閉也”。他的這句話，實在可以作為食療派的一條基本理論綱領，后代人把他奉為美食家兼醫(yī)藥家，—點也沒有夸大。

　　近的可以舉元朝著《飲膳正要》的忽思慧、明朝中期著《遵生八箋》的高濂及清初寫作《食憲鴻秘》的朱彝尊。忽思慧是食療派的集大成者，他任飲膳太醫(yī)，主管宮廷飲食、藥物補益工作，是皇帝身邊的高級營養(yǎng)師。忽思慧以宮廷貴族的吃喝實踐，參照諸家“本草”、名醫(yī)方術，總結出一整套食補、食療的方法和理論，寫成《飲膳正要》，其本來目的是為皇帝“圣壽躋于無疆”服務，但客觀上卻也成為養(yǎng)生學的食療應用指南。高濂是個生活在民間的雜學家，他從自己長期生病的自我經(jīng)驗中，對飲食結構提出了明確的看法和要求：“防飲撰之困膏腴，修服食，苦其心腹”。這個要求推廣開去，基本上適合市民階層的養(yǎng)生標準。至于朱彝尊則是當時的名儒，他為什么在治經(jīng)史之學外，對食物問題發(fā)生了這么大的興趣?由于《食憲鴻秘》著者自序已失，因而不能確切知道。

　　也許朱彝尊并不認為“吃”是小道，儒學經(jīng)典《禮記》中多記烹飪的事情，孔子也說過“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等很長的一段話。

　　重頤養(yǎng)生命，不單單是老莊道學的觀念，孔孟儒學也一樣認真。以上三人，分別代表了中國的上層階級、市民社會和知識分子在飲食與“衛(wèi)生”的關系上所持有的共通立場，這似乎可以說明，在中國人的傳統(tǒng)生活中，“吃什么”具有廣泛的自覺性。而這種自覺性的后面，則是對于生命的現(xiàn)世關懷，“故修生之士，不可以不美其飲食”，人們甚至把長生的希望也寄托在飲食補治上面，以至“吃什么”成為不少人活下去、活得好的理想目標。